一点金晚潮|水边芦苇

潮新闻客户端陈连清

莞渭小学东墙边那丛芦苇，我入学那年就在了。秆粗，叶绿，花穗蓬松，在阳光下闪着银灰色的光。风来时，它们一齐弯腰，又慢慢直起来。

1962年秋，我八岁。堂哥友清牵着我的手，把我送进学校的大门。门槛高，我抬腿迈过去的时候，差点绊倒。在校门口迎接新生的一只手扶住了我——是陈老师。

她就是一、二年级的班主任，叫陈连芳，短发，穿一件白布衫，袖口总是挽到小臂。她说话声音清脆悦耳，全班四十几个孩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教室后面不远是厕所，简易小屋，一个木架子下面几个坑。有一天课间，一个小同学踩空了，整个人掉进坑里，又臭又脏。陈老师闻声赶来，二话不说，一把推开木架子，弯下腰，伸手就把那小同学捞了上来。她自己身上也沾满了粪尿。

她把孩子拉到东边的水井旁。墙边就是那丛芦苇，花穗正好探到墙头，落在井台边上。井绳一把把放下去，桶底碰着水面，发出沉闷的回响。陈老师蹲在井台边，手指穿过冰凉的井水，一下一下搓洗那件沾满秽物的衣衫。

孩子站在一旁，低着头，小声问：“老师，臭吗？”

陈老师没有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只是说：“你看，再脏的粪，清水一冲就净了。心里干净，手就不怕脏。”

水花溅起来，落在两个人的影子上。一个满身污秽，一个鬓发散乱。

洗完了，陈老师把孩子带回自己的寝室，用棉被把他裹起来。秋凉已深，孩子缩在被子里，只露出两只眼睛。陈老师坐在床边，拿毛巾擦自己身上的水渍，时不时看一眼被子里那双眼睛。

还有一次，是我自己。

课堂上想小便，憋了很久，不敢举手，终于“嗤嗤”地拉了出来。先是滚烫，后是冰凉。石板地面湿了一大片，我不敢动，把头埋在桌面上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。

陈老师走过来，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她转身出去，过了一会儿端来一畚箕稻草灰，蹲在我座位旁边，把灰轻轻洒在湿处，然后拿扫帚扫干净。整个过程她没有说一句话，甚至没有看我一眼。但那一刻，稻草灰吸尿的滋滋声，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温柔的声音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陈老师的丈夫柳老师，患肺结核病，住在莞小疗养，她既要负担繁重的教学，又要侍候久病的家人。她教了我们两年，从来没提过一个字。

图片由AI生成

三、四年级的时候，算术老师叫周冬青。个子小小的，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镜片厚得像瓶底。她讲课极好，再难的应用题经她一讲，谁都听得懂。但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。那时候，这几乎是原罪。

那些年，每次的批斗会她都少不了。有一次就在学校操场上，全校师生集合。有人从背后推了她一把，她往前踉跄几步，眼镜“哐当”摔在水泥地上，镜片裂成蛛网状。她跪下去摸，摸了很久才把眼镜捡起来。戴上去的时候，我看见她透过那些裂纹的眼睛，像碎掉的玻璃珠子，这一下，人也好像苍老了十岁。
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翻出她送我的那本草稿纸。她希望我算术成绩能拔尖。封面上她用钢笔写了我的名字，末尾写了一行数字：“3.1415926”——圆周率。墨迹洇开一小团。

从那以后，她上课时再也不笑了。她还是能把题讲得很清楚，但她的眼睛不再看我们，只看黑板和课本。

五六年级的时候，教导主任叶西林兼任我们的语文老师。他高个子，瘦长脸，戴一副深度眼镜，镜片后面闪着温和的目光。他讲课时喜欢微微仰着头，像是在对着屋顶说话，但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落到我们耳朵里。他教我们背古文，背到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时，他会停下来，眯起眼睛，仿佛真的看见了那片天空。

有一次，班里一个蔡素琴同学在作文里写“秋天的田野真美丽”，叶老师把她叫到身边，指着方家洋的田园说：“你仔细看看，田野里有什么？稻子是黄的还是绿的？田埂上有草吗？有没有虫子叫？”蔡同学回去重写了一遍，写了稻穗、蟋蟀、露水、牛粪的味道。叶老师在班上念了那篇作文，念完之后只说了一句：“写你看见的，不要写你想到的。”这句话，我记了几十年。

临近毕业那年，叶老师被调到横峰小学去了。那天下午放学，同学们自发地聚到校门口，说要送送他。他挑着一副担子，一头是被褥，一头是书和教案，沿着南墙根一步一步往前走。我们跟在后头，没有人说话。走到“关庙堂”那座小石桥时，他回过头来，朝我们摆了摆手，说了句“回去吧”。然后转过身，继续往前走。他的背影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桥那头的拐弯处。我站在桥头，眼眶发酸，终于没有哭出来。

很多年后，我回过几次莞小。最后一次看见学校已经拆了。推土机把老宅院推成平地，碎瓦砾堆得到处都是。东墙没了，水井被填平了，只剩一个浅浅的凹坑。

但那丛芦苇还在。

它们就长在废墟边上，根扎进碎砖烂瓦里，穗子高高扬起，在风里摇着。风一来，它们一齐弯腰，又慢慢直起来。

风过莞河，墙边那丛芦苇的绒絮挣脱开来，飞过已不复存在的围墙，落进横峰水，跟着水流走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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